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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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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谈冯超: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及其意义 “入职季青年学人专辑”系列-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

冯超: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及其意义 “入职季青年学人专辑”系列-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

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及其意义
冯超 李继凯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
【内容提要】陕甘宁文艺文献(1934—1949)是记录、传达与揭示陕甘宁边区文艺本质、文化建构的最可靠载体,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现代中国"人民文艺"的重要来源与精神母体,不仅具有文学艺术价值,而且也潜藏着巨大的文化、历史价值。本文在回顾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历史和成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全面系统的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思路与内容,以期促进陕甘宁文艺、延安文艺乃至共和国文艺文献研究的深入开展,从而进一步揭示整理、研究陕甘宁文艺文献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陕甘宁;文艺文献;人民文艺
在现代文学史上,延安文艺以其独异的历史性、实践性、精神性特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备受学界关注。但是,倘若整体审视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图景,深度勾勒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延安文艺的初始源头正是中国共产党文艺事业建设与文艺运动模范的陕甘宁文艺。或者说发生于中共独立政治统治区域——陕甘宁边区的陕甘宁文艺即是延安文艺抑或解放区文艺的核心所指。而与之相关的各类集原创性、权威性于一身的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则成为记录、传达与揭示延安文艺本质、文化建构及现代中国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最可靠载体。但是,受时代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左右及影响,学界对陕甘宁文艺文献的关注度并不够,加之历史或时间的限制,大量陕甘宁文艺历史文献及图书刊物淹没、散佚于民间,这也增加了从文献角度对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进行集大成式整理研究的难度。为此,本文将在回顾历史和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兰雨霖提出全面系统的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研究思路,进而探讨整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蔡文佑,旨在建立系统地陕甘宁文艺史料学体系,将文艺文献的整理与文艺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由此促进陕甘宁文艺、延安文艺乃至共和国文艺研究的深入。
一 已有成果综论
实际上,陕甘宁文艺的发生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革命历史阶段,同时也见证了工农政权、新民主主义政权、人民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形态,与苏区文艺、解放区文艺、共和国文艺以及新时期文艺都有着密不可分又错综复杂的天然联系,是一种兼具典范性、延续性与复杂性的综合文艺形态。长期以来关于陕甘宁文艺的研究就受到一定关注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从归属上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文艺又包含于涵指更为广泛的延安文艺或解放区文艺之中,因此虽较少有纯粹以陕甘宁命名的专门性文献整理,但泛义上的延安文艺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却多有出现。
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研究始自于红军长征时期文艺作品的结集和出版。从1936年8月毛泽东等人提出《为出版〈长征记〉征稿》[1] 到1937年初《红军长征记》一书的编辑完成,以及1936年11月成立于陕北保安的中国文艺协会,将“收集整理红军和群众的斗争生活各方面的材料”等作为“创立工农大众的文艺”及其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2] ,到1937年5月丁玲发表《文艺在苏区》及稍后L.Insun(朱正明)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等论文,事实上表明了陕甘宁文艺研究及其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已经自觉启动进行。
抗战全面爆发后,记录抗战历史纪实与文艺活动实绩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和“战地生活丛刊”在时为战时首都及文化中心的武汉先后出版。与此同时身处国统区的胡风又主编了反映解放区作家及其文艺活动成果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两类综合性丛书,这应是陕甘宁文艺的首次大型结集,其影响十分深广。到了1944年,中共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辑印行了“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丛书”,除了一些普及科学生产知识的作品外,还有几十种描写、宣传劳动英雄的报告文学作品。除此之外樊小纯,广大解放区出版的其它丛书也大都收录有陕甘宁文艺作品,如“大众小丛书”(新华书店编辑部编辑,1943-1944年出版)、“通俗文艺丛书”(东北书店发行,1947-1948年出版)、“新文艺丛刊”(1946年东北书店编辑印行)、“北方文丛”(周而复主编,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周扬主编,新华书店1949年出版发行)等。仔细对比抗战爆发初期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类成果,不难发现,抗战初期各类丛书的出版初步展示了边区民众形象、政治文化风采及延安等解放区的文化建设及文艺活动新景象,宣示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存在,而解放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整理及其成果推介宣传活动,则与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叙述同时展开,旨在“‘要扫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学旧艺术的残余势力,反对新文艺界内部的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和中国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以建构并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文艺革命’及其‘人民的文学艺术’等新的‘当代中国文学’想象和历史话语叙述的基本内容。”[3]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多种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与出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陕甘宁文艺的真实面貌,反映了解放区人民文艺的独特生存样态怪谈,但却受战争形势及时代环境所限,且缺乏系统完善的整理研究思路与宏大开拓的学术视野,在全面性、完整性及真实性上努力不足,以至于显现出某种凌乱且不成体系的特征。
直到1980年代,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延安文艺丛书》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编辑的《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汇编》的出版才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态。两套丛书首次对延安文艺作品、文艺运动、文学社团及文学刊物进行了系统整理,保留了多种精选资料,虽未必全面,却极具代表性的集中展示了延安文艺的巨大成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后,1992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林默涵等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将收录范围在《延安文艺丛书》的基础上扩展到整个解放区,使延安文艺的内涵大大拓展。事实上,正是有以上的文献整理做基础,现代文学对陕甘宁文艺和解放区文艺的研究才能不断走向深入。然而必须说明的是,一些颇具代表性的成果虽然强调“在选收作品和文章时,尽量保存历史资料的原貌,要求资料的翔实可靠。编选者对原文不作任何增删王丽达简历,”[4]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做到,如《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收录的何其芳诗歌《叹息三章》之一的《给G.L.同志》就存在不依照原刊,肆意篡改拼接的问题。[5] 同时大亚场站,受政治话语的束缚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诸多出版物还难以纯粹学术的、历史的、审美的眼光和标准看待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因而对一些颇具敏感性的重要作家作品及重要事件采取了回避,甚至视而不见的态度。这无疑会造成认识层面上的简单化和机械论,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进入新世纪,历史学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原始文献史料的重视已成共识,现代文学研究热点之一的延安文学研究也开始重新触摸史料的边界,一批试图更全面、更多元呈现延安文艺的文献史料整理成果集中出现。2012-2013年,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延安文艺档案》,包括《延安文学档案》《延安音乐档案》《延安美术档案》《延安影像档案》《延安戏剧档案》《延安文论》六个部分,共31卷43册,3200多万字,上万幅图片,几乎网罗了可以发掘到的关于延安文艺的全部档案资料,具有“真切而详尽的资料辑揽、原生而活态的历史再现、‘档案风格’的科学梳理、编辑群体的权威色彩”[6] 等四大特色。其中《延安文学档案》共分作家、文学组织、散文、诗歌、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短篇小说7卷10册,465万字,在兼顾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与整理了1935—1948年期间的文学档案史料,全景式地勾勒延安文学发展史,立体式地描摹延安作家、文学组织、作品的历史面貌,具有系统性、学术性、文献性、历史性和可读性的特点。以此为标志,拥有地缘优势的陕西研究界后来居上,又先后集中出版了数套极具代表性的延安文艺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丛书,如原版收录延安时期稀见文学期刊的《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2016年陆续出版);以亲历者、当事人、知情者以及后代的讲述、回忆来还原历史真相的《红色延安?口述历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出版)丛书等。同时,作为老牌研究基地的湖南也厚积薄发,在此前《延安文艺丛书》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增容,于2015年出版了《延安文艺大系》,大系收录了1936年秋到1949年7月,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生活、学习、工作与考察过的人,当时所创作、翻译、发表、演出、展览以及出版的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的各个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总计1200万字(含图片1300多张),共17卷28分册,成为目前涉及面最宽、收录作品最多的延安文艺文献集成。
纵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在文献史料的搜集范围,整理分类的丰富性、全面性上,还是在问题研究的深入度,话语方式的多样化上,都有着值得肯定之处。但其中的不足也值得反思,如文献史料整理中的零散、不成体系;各种原因导致的错讹以及不合情理的删改、择录;缺乏系统编辑与学术史维度上的文献史料及其研究成果,更为关键的是研究界仍未从陕甘宁这一宏观的整体性概念出发,将以延安为圆心的,以陕西、甘肃、宁夏等大片区域为重点的陕甘宁文艺提升到一个应有的认识高度。对此,必须强调的是,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脱离于国民政府管辖而独立存在且完全自治的政治统治特区,其孕育、生长的文艺不仅是一种具有明显党派色彩的地理区域性文学,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超越了同时期党派文学的界限,是一种整体性的国家文学形态的积极实验。同时,陕甘宁文艺与中共对文艺的领导、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都有着密切联系拜亚兰,因此在中国革命文艺史上具有示范性及中枢性作用。由此来看,在已有的苏区文艺、陕甘边文艺、延安文艺或解放区文艺文献整理研究中,虽然涉及到了陕甘宁文艺运动、作家艺术家及其创作活动、文艺刊物、作品传播等文献史料方面的内容,但却因缺乏整体上的专题性问题意识,客观的历史认知与价值评判标准,以及具有中国特色及国际影响力的话语方式,而导致至今仍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的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和突破的学术空间。
二 总体思路与主要内容
通过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史的简要回顾,我们不难体察到陕甘宁文艺文献蕴藏的丰硕成果和巨大价值并未得到全面、客观、详尽的梳理、展现和阐释,这也意味着不管是从珍惜文献史料的收集保护,还是从文学史叙述和学术史建构层面来看,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研究已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大事情。与此同时,陕甘宁文艺作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中发生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文艺,不仅是中国革命文艺及当代中国文艺的示范及雏形,更是当代人民文艺美学追求的基本艺术源泉和国家文学的原始性内核,它的发生、发展与政治几乎是同构的。也就是说从始至终它就与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交叉融合,而与之相应的文艺文献史料自然也难以脱逃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层层包围。这就要求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不能仅仅从传统史料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范式出发,而必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展示特定话语模式下各类文艺资源的复杂形态及其背后存在的意义,以避免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主导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对文学审美与形式的张扬中,又异常显明地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之间本来不可分割的广泛联系双生侦探。”[7] 鉴于此,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总体思路是: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的与逻辑的方法相统一原则。一方面要认识到陕甘宁文艺运动及其创作活动的发生发展与历史演进,是当时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基础、思想文化与文艺思潮等历史背景合力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时间顺序排列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然后从中寻找发现他们之间的联系,以重大历史、政治事件为节点,追溯文献史料不同阶段的发展情况、分布状况及其源流脉络,以还原历史本真。另一方面,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立场及逻辑的方法论,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从国际共运史、中共新旧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史,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文艺、左翼文艺运动与苏区文艺等中外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之外,还要求从逻辑的联系中,理清不同历史背景下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的逻辑关系,对综合了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等多种复杂元素的文献史料学问题进行具体地辨析,实事求是地做出科学恰当地鉴定与发现。
其次,认真细致做好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及其史料研究的学术史清理工作。就目前来看,虽然还没有一项从文艺史料学角度,专门研究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专题性成果,但基于已有研究的历史性回顾必不可少。要知道,任何学术创新及学科进步的实现,都必须建立在已有知识积累之上,并且以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创新拓展的前提。学术史清理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能够让研究者更加冷峻、清醒的审视学术思想延伸的历史,祛除因僵化意识形态压抑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而生的负面效应,在开创新的思想领域和学术空间的同时,寻找文艺史料研究的根基,进而在科学地、理性的、学术性的思维平台上,获得成功的可能。具体到实践上则要求研究者对此类丰富多样,涉及多个学科的学术成果进行综合而整体性的认真审理,既为全面整理研究提供知识渊源与学术借鉴,避免走弯路或重复已有的研究,又可以寻找及确定全新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陈孝天,使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可以在前人成果基础之上有新的开拓及深化。
最后,全面做好不同时期及不同类型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的搜集工作。事实上,任何一种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都是两个层面上的推进与创构:其一是对已有的,成型的文献史料鉴别、分类和精选,其二是对散轶的,缺失的文献史料发掘、探源和考证。两个层面工作的目的是统一的,都是为了获得全面准确的文献史料文本,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上乘的学术成果。这就要求我们搜集整理陕甘宁文艺及其相关文献史料时,既要条陈分述已公开出版的,又要钩沉收集新发现的;既要发掘辑录历史档案及人物回忆录中的,又要去芜取精互联网、收藏市场中的。另一方面,还要深入到陕甘宁各地进行细致地田野调查及口述史料的寻访与搜集,以及采用多种手段与方式查阅海外图书档案馆及相关机构中的文艺文献史料。同时,要真正厘清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的分布特点、来源构成及其历史内容和文化变迁,完成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确定的预期目标,还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遵循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理论方法,以及文献史料数据库的规范化要求,对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与鉴别汇编;二是充分揭示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的来源体例及其历史特征,理清及重建陕甘宁文艺的艺术经验及其文化遗产,为陕甘宁文艺研究及当代文化建设实践,提供科学的文献史料和知识基础;三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与问题意识,对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收集和鉴别、价值与利用、整理和阐释等做出科学合理的研究。惟其如此,才能使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成为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的价值增长点。
总体研究思路的预设,旨在为整理研究提供切实的方法论指导。具体到陕甘宁文艺文献上,就要求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借鉴并遵循传统文献史料学研究范式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文艺文献搜集整理的“全”与“新”为切入点,以学术创新为目标,以集成总结为目的,深入细致地整理和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文献。鉴于此,我们主张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整理研究应该体现为五大板块,即“文艺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文学文献(作家、作品)的整理与资料汇编”、“艺术文献(艺术家、艺术作品)的整理与资料汇编”、“‘他者书写’文献史料的整理研究”和“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汇编(1949—2020)”。这样的内容设计的优势在于,既可以全面总结陕甘宁文艺的重要成果,又可以此为基础将研究的重点置于考察陕甘宁文艺在20世纪中国文艺发展进程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意义上面去。
具体来看,“陕甘宁文艺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是从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潮、文艺团体组织与文艺刊物、文艺活动与出版发行等角度或类别,围绕并侧重于陕甘宁文艺运动的核心问题及历史特征,进行既全面穷尽又分门另类式的搜集整理,在辨析遴选与校对录入后编辑完成陕甘宁文艺运动的各类别文献资料汇编。“陕甘宁文学文献(作家、作品)的整理与资料汇编”主要是将陕甘宁边区作家以及相应的各类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按照文学文体及其品类,进行系统全面的收集、归纳、整理,其重点在于研究这些作家、作品的生产机制及其基本文本内涵,并对陕甘宁文学经典做出基于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现代释读。“陕甘宁艺术文献(艺术家、艺术作品)的整理与资料汇编”,是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等相关文献史料的集成沙丁鱼挂机。主要是对音乐艺术家、戏剧话剧艺术家、美术家、电影摄影艺术家及其创作、翻译、发表、演出、展览以及出版的各种优秀艺术作品的编辑整理。“陕甘宁边区‘他者书写’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是对1937-1949年间国内外政治界、文化界人士到陕甘宁边区(主要是延安)游历、考察后所写下的纪行、观感类文字的整理与研究。具体研究包括“他者书写”中陕甘宁边区的面貌及特征;“他者书写”陕甘宁边区的主要方式;“他者书写”的译介和传播;“他者书写”中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陕甘宁边区“他者书写”史料进行历史编纂学及传统文献学意义上的搜集、整理与编纂英灵君王。“陕甘宁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汇编(1949—2020)”,主要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建国以来的陕甘宁文艺研究资料进行的整理汇编。包括文艺研究成果总目、文学研究成果汇要、艺术研究成果汇要、海外研究成果汇要和研究成果考察报告,目的在于对研究成果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总体性研究与考察,以期对陕甘宁文艺研究进行较为宏观的学术史观照和评估,并揭示其重要历史经验和当代价值。
三 学术史意义与当代性价值
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总后方,在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而在这一地区诞生的兼具区域性特征和国家文学形态的陕甘宁文艺,不仅在革命战争期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影响和颇为广泛的文艺动员力量,保障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从边缘到主导,从区域到全国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史、文化史、艺术史上扮演了显赫角色,又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的雏形及其艺术资源,是社会主义文艺、新的人民文艺及其文化实践的核心所在。这就意味着,若要深度揭示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进程中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详细探讨共和国文学、新时期文学的真实发展、演进脉络及文化艺术本质,就必须对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进行抢救整理挖掘和多层面、多领域的全面性研究。换句说话,对陕甘宁文艺文献的搜集积累和整理研究就成为解读延安文艺、共和国文艺乃至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的前提和基础。正因如此,对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和研究是完善革命文艺知识谱系,构建新时期人民文艺的必要步骤。革命文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而陕甘宁文艺的发生、成长与壮大同中国革命进程几近同步,因此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的重要部分,对陕甘宁文艺文献及其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就成为引领、深化中国革命文艺研究,完善革命文艺知识谱系的必要步骤。同时,从20世纪中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发展形势来审视,充分体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陕甘宁文艺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相当程度上的凝聚了人民文艺的基本精神。这也与新时期以来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一脉相承,对于当下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意义重大。因而整理研究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展示革命文艺代表性成果,不仅能够推动中国革命文艺研究进程,还可以此为起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与中国特色的新时期人民文艺。
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有助于丰富延安文艺研究内容,拓展中国现代文艺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陕甘宁文艺作为中国文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大量传达群众心声、深受人民喜爱且具备大众化、民族化和经典化特征的文艺作品。因而从各个角度和切入点梳理、还原和观照这些原本呈原始自然形态、复杂交织着的文艺作品,使其成为综合了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的复合型文化资源,就为之后的延安文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料滋养锦衣风流。此外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史上,陕甘宁文艺被视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立足点和新起点,同时也是共和国文艺、新时期人民文艺的重要起源和精神母体。因此文艺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正是将陕甘宁文艺这一具有独立形态与自身特质的文艺形式,置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系统性、专题性的研究与观照。这样不仅有助于全面揭示革命文艺的复杂起源,厘清共和国文艺、延安文艺或解放区文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能拓展中国现代文艺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充分展示现代文艺发展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陕甘宁文艺文献整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在人文社科领域,文献史料的全面、新颖和真实是保证研究结果权威性、唯一性和准确性的必要前提,而第一手资料的匮乏往往造成解读时的主观误读或牵强附会,成为阻碍研究向前推进的巨大障碍。因此仅就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来讲,认真梳理陕甘宁文艺文献史料的体例来源和分布变迁,在突出真实性、详实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整理编撰出各类文献史料集成,即可为陕甘宁文艺研究提供科学扎实的史料依据,还能以实事求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和方法回应错误观点和结论,解决系列重大问题,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同时,各类成果能够使用全面收集与发掘辑录、周密考察与鉴别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整理还原出原汁原味的原始资料,更是抢救国家文化遗产瑰宝的行为,这不仅对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与专业的持续建设效用显著,还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非凡。
从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陕甘宁文艺既是人民文艺的中枢与示范,更是共和国文艺的雏形。其文艺作品及文化实践,不仅对当时中国文艺的历史演变及其艺术追求产生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影响白莲花滚粗,而且成为当代共和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艺术资源。可以说梅朵·瑞恩,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及文化整体论的大视野下对陕甘宁文艺文献进行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不仅可以从文献史料方面建立公众对中国革命文艺及延安文艺的正确文艺历史观,而且可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纠正目前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使其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风格气派的学术话语基础,更能够在全球本土化语境下,重估中国革命文化的功能价值,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使其成为能够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国家文化精品。
作者简介:冯超,1988年生,河南鹤壁人。2012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师从李继凯教授。2015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18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自2012年以来大汉列侯,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新文学史料》《郭沫若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合著《“大现代”文化视域中的郭沫若》,合编《咏西安诗词曲赋集成:现代作品卷》等。
(公众号编辑:华东师大中文系 辛颖)
【注释】
[1] 全文约280字,是毛泽东、杨尚昆为在国内外扩大红军影响,募捐抗日经费而发给各部队及参加长征同志的信件。文中号召各部队首长士兵写上若干有关长征的经历或片断,文字清通达意即可,写完后寄到总政治部编辑出版。
[2] 《“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红中副刊》1936年11月30日。
[3] 王荣:《宣示与规定:1949年前后延安文艺丛书的编纂刊行——以“北方文丛”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4] 林默涵总主编,阮章竞主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编》编辑凡例,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5] 何其芳的《给G.L.同志》是组诗《叹息三章》之一,其他两首分别为《给T.L.同志》、《给L.L.同志》,创作于1941年3月16日,最初发表于1942年2月17日《解放日报》第4版。《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编》收录该诗时,并未按照初版本录入,且将该诗最后一节误录成《给T.L.同志》的最后一节。
[6] 肖云儒:《延安文艺 精神永存——<延安文艺档案>总序》,《延安文艺档案》,陕西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7] 袁盛勇:《延安文学及延安文学研究刍议》,《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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